换位

我是一名医者，但总有一天同样也会成为一名患者或者患者家属。这些天，便是如此…… 当举国都在欢度2014年国庆的时候，微信朋友圈里到处都是晒景点、晒美食、晒团聚。而我却几乎天天宅在家里。不是因为景点的人山人海，而是因为，孩子发烧了！我在7天国庆假日里的身份是——患儿父亲。 医者不能自医。更何况，我还是个已7年不从事临床工作的“二把刀”医者。但我多年接受的医学教育还是让我坚持谨遵科学治疗的观点和原则。对于婴幼儿发热，《中国0至5岁儿童病因不明的急性发热诊断处理指南（标准版）》一直是我的理论依据、红宝书。在我家里，基本分为三个阵营：我属于理论派；我爸这个公共卫生专业的“三把刀”主管医师属于经验派，一直坚信实践经验是唯一真理，他的所谓经验就是我从小一有不适就猛灌药，而我现在健康茁壮就是他经验正确的绝好例证；而我妈和我媳妇就属于“没主意”派，正如墙头草两边倒，哪方气焰高就向哪边倒。虽说我媳妇是护士，也算是正规医学教育背景，但她的理论水平通过一次考试中把乳腺当做内分泌腺而被我彻底看穿。 但我的坚持，随着女儿两岁以来一次又一次的发烧，倍受家庭压力而逐步土崩瓦解。女儿发幼儿急疹时，是家里第一次战争的爆发。我坚持38.5度以上才交替使用退热药，只要体温不达到标准，就不使用退热药。必要时，我会通过咨询儿科同学的意见来武装自己的理论阵营。而我爸的经验是只要发烧，就必须立即使用退热药，体温正常了也要继续使用巩固疗效，还得穿厚衣服，盖厚被子去捂汗。而现代医学并不主张发热患儿过度盖厚被去捂汗，增加衣物仅仅是由于发热患儿体感寒冷的需求。因为本身发热患儿体温升高，就需要适度散热。给患儿洗温水澡，物理降温也正是为了增加散热而采取的措施。幼儿急疹三天的病程中，我们不知吵了多少次。那婆媳二人一方面从医学教育背景上更信任我，但另一方面又看着女儿病情不是立竿见影的好转而心疼得怀疑我的判断。这样的争吵几乎在女儿每一次的发烧中都屡次爆发。但其实我心里也同样是心疼，第一次做父亲，看着女儿发热难受的样子，我怎么可能不心疼？我比他们更心疼！只不过，我因为坚持我的理论观点，坚持科学治疗才是真正为了女儿好，而在外表显得冷酷。经过多次的严峻考验，我的坚持终于没能抵住对女儿的心疼。渐渐地，我使用退热药的标准开始放宽，巩固性用药的次数也在逐步增多。这种变化更是让我爸常常洋洋自得，认为是理论对于实践经验的折服，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 这次同样是这样。女儿发热，但无卡他症状，仅食欲减退，偶尔有喷嚏。我在女儿体温未到38.5度时便开始使用了退热药和感冒药，并且每4小时将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交替使用。但第一天，女儿体温就是不见下降，干烧不出汗。于是，我心疼女儿，无奈地给难受得睡去的女儿盖了两层被子——捂汗。我似乎看到了我爸胜利的微笑。终于出了汗，体温有所下降，但第二天还是低热。继续使用感冒药和退热药。我不再坚持自己的理论，开始广发英雄帖求助。第三天，女儿全身开始出现皮疹。 朋友中的儿科医师、儿科护士，甚至远在上海曾经的实习带教老师，纷纷表示了对此事的关切。对每一个关切，我都保持了真诚的感谢和充分的信任。但是，我遇到了令患儿父亲最为难的局面——各执一词。儿科医师认为是胃肠型感冒，皮疹是病毒疹，只要体温不过高就不用特殊处理，仅口服健脾促消化的中成药即可，必要时可使用利巴韦林喷剂。儿科护士认为食欲差是感冒造成的，应服用健胃消食片，建议随后去医院检查是否缺乏某项微量元素，注意营养补充，增强抵抗力。上海的带教老师考虑是病毒感染，应及早就医，查血常规，看是否存在白细胞异常，并且应尽早使用达菲抗病毒，慎用利巴韦林，同时注意补充电解质。 三个人三个意见，着实让我很为难。一个是儿科副主任医师，一个是高年资儿科护士，一个是经验丰富的老师。于是我综合三人的意见，最终给女儿加用了利巴韦林喷剂抗病毒，加用了吗丁啉增强胃动力，补充了电解质。这顿时让我想到了曾经负责门诊办公室时接待的一名老年患者。这位老同志对医学、对自身健康非常严谨，同时对医院的专家也持非常谨慎的态度。每次看病均要至少跑三家二级以上医院挂专家号，然后拿着不同专家的意见综合自己的判断，才做最后的决定。那天，这位老同志到门诊办公室想给我表达的就是，他经过多家医院专家意见的比对和思考，认为我院专家的意见还是最靠谱的，提出表扬并决定按照我院专家的意见执行。面对这样一位老者，我当然是首先感谢他最终的决定和对我院的信任，但我同时也在暗自庆幸，幸好他此次患病不是急症，否则无论轻重缓急都“货比三家”，以为是对自己谨慎，有时也会耽误疾病治疗的及时性。我当时心里还在嘲笑他的做法过于谨小慎微。可反观今天的自己，和这位老者又有什么区别呢？医学本身就是一门经验科学。不同的医生对疾病存在不同的思考和判断是太正常不过的事。而将不同医生的意见简单加和，不仅无法达到任何一名医生期望达到的治疗效果，反而容易引发治疗的相互影响而适得其反。我们真正需要做的，就是选择与信任。 对于自身或者家人的疾病，我们即使作为医者，也往往不能够以一种理性的心态去面对，以至于我们的决定通常由于情感因素而产生偏倚。我们的过度关注重视了疾病的主观感受，却忽视了疾病的客观表现；我们的过度担心放大了治疗的风险，却缩小了治疗的机会；我们的过度在乎增强了对病因的探究，却减弱了对医者的信任。 有时，我们作为医者，不理解患者的感受。我耻笑纯粹的经验主义，耻笑就医的谨小慎微。但只有当自己成为患者或患者家属，我们所做的又常常正是当初我们所耻笑的。那我们又何以耻笑他人呢？只不过是因为自己尚未经历罢了。就像前段时间看电视节目《生命缘》中的一样，一位年轻的助产士工作中对产痛的产妇态度一直较为强硬生冷，认为只要按照书本上的要求直接命令产妇去完成就可以了，而她自己只是那个发号施令和监督落实的人。当她自己怀胎十月即将临盆的时候，她躺在她每日工作的那台产床上，只不过她的角色由助产士变成了产妇。她自己疼得死去活来，几度想放弃顺产转剖腹产，而曾经的同事们却一直像她曾经对其他产妇那样不断地要求着自己。终于，她顺利地当上了妈妈。当记者随后采访她的时候，她笑着说，经历了自己的分娩，她以后会懂得应该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助产士了。 换位思考，确实是最能有效增进双方相互理解的最好方式。我想，当我再次遇到这样的患者或家属，我便能真切地体会他们的感受，并用自身的经历去为之指引正确的方向。这一定会比单纯的说教更容易让患者接受。

文章来源：《中国继续医学教育》 网址: http://www.zgjxyxjyzz.cn/qikandaodu/2020/1107/61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