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务工作者思想改造检讨书(1952)

克服个人英雄主义，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在没有进行思想检查以前，我觉得我虽不是大公无私，但也是比较不自私的。为了国家的利益，我可以牺牲自己。因此，我觉得我早已“建立”了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我总这样相信着，因为我有下列的几件事实为证： （一）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我在美国留学。那时美国已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需要医生及其他人员到军队服务。为了吸引外国人去做他们的炮灰，军队的物质待遇相当好；而且规定了入伍三个月就可以做美国公民。中国人入美国籍一向受着极度的限制，这一来可开了方便之门，当时有人也劝我参加，因为我有较优越的条件。一般的中国留学生只能当兵，而医生可以当个小军官。我曾经参加美国外科专家考试且及格，可以得到较高的位置。那时太平洋战争也快结束了，眼看入伍后可以很快地来到中国，和隔绝四年的妻子儿女见面。这是一个极大的引诱，但是，我不要做美国人，不要到美国军队中去工作，而设法回到中国来服务。 （二）当我要离开美国的时候，有许多中国同学给我开欢送会。在那个会上，我当众表示：中国同胞在抗日战争期间是如何在艰苦的环境下过生活，而我们在这里过着这样舒服的生活，我们有义务回祖国去服务，把我们的技术用在祖国的建设事业上。我是学医的，出国前我已作了八年医生，这次“镀金”回国，一定可以身价十倍。现在国内公教人员生活很苦，但开业医生赚钱很容易，因此，开业对我将会是一个极大的诱惑。为了防止我会有一天意志不坚定，走向开业的道路，我今天特意在你们的面前表示态度，如果我会去开业，请你们毫不客气地提醒我，把我拉回来。 （三）回国后在很短的期间内，我就在上海的同道和病人中建立了相当高的威信。有很多医生介绍病人给我，有很多病人指定要我开刀。当时物价一天高于一天，生活程度一天不如一天。虽然我在一九四八年曾经动摇过，想出去开业，托朋友到美国购置外科用具，而且一度向医院方面递过辞职书。但经劝说，而且医院建立了技术津贴的制度，生活勉强可以维持，我立即打消了辞意，坚持岗位。 （四）解放后我被认为是民主教授，是一个进步分子，很早就在工会工作中负着重要的责任。在抗美援朝的伟大号召下，我能克服种种困难，参加了第一批志愿医疗手术队。 在表面上看来，我是具有忘我的精神的。但一追问思想根源，我不但没有忘我的精神，而是没有一刻忘了我，有着严重的个人主义。 我出身于一个封建地主的家庭，是个所谓“书香人家”的子弟，从六岁到十三岁，都在家里请先生教读孔孟之书，后来也请了一位小学教员来教英文和算学。但是我看见别人上学校，觉得自己读古书没有出路，于是和几位堂兄弟约好，不告而别地逃出了家庭的樊笼，到远处去投考中学。读了三年的初中，就遇到选科的问题。高中有文、理、商三科，而我选择了理科。当时北洋军阀当政，连年内战，人心不安，我觉得学理科对前途较有保障。而且当时的风气，认为功课好的都选理科，读理科是光荣的。后来学医是偶然的。有一年春假，我到北京去玩，我和我哥哥从协和医院门口走过，看到那碧瓦高楼，非常羡慕。我的哥哥问我：要不要考协和医学院？我说要的。到暑假我再去北京的时候，我的哥哥告诉我已替我在“协和”报了名，要我一星期后去考试。我当时莫名其妙，就那样糊里糊涂地去考，也就糊里糊涂地考取了。“协和”是个不容易考的学校，而我还只读完高中一年级，跳了两级，我觉得这是非常光荣的。为了碧瓦高楼而去投考，为了跳级的光荣而去读书，我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进了“协和”后，亲友们都说学医是“我不求人人求我”，将来的生活没什么问题了，我愈想愈觉得对。毕业后在协和医院工作了两年，因为知道“住院医生”的位置将要被一个同班的同学抢去，于是我就决定离开“协和”来到上海。在上海工作了几年，技术上有了基础，就想再向上爬一步，去美国留学。我曾经多方设法准备借钱自费留美。但事有凑巧，一九四零年清华大学招考官费留美，于是我积极准备，终于考取了，这一连串的事实，不是都充分证明我有向上爬的思想吗？ 北京协和医院落成时的图片 我不在美国军队工作，不作美国公民，虽然是我具有民族自尊心，但我已很明白，一个黄脸皮的人，在美国是没有地位的，只有在中国才可以出人头地。我不开业，并不是我认识了广大人民的需要，而是因为我觉得在公家机关服务，可以使我技术进步，成为一个专家。我幻想着有一天我将会桃李满天下，中国的胸腔外科医生，大都是我的门徒。解放后参加工会的工作，是因为希望人家说我进步。既然是个进步分子，群众要我担任这个工作，只好勉为其难。参加抗美援朝的前线医务工作时，虽然认识了前线需要医务工作者，但我决定参加的理由，是我既是工会的负责人，我就应当有带头的作用。同时，在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医疗队以前，我会号召会员参加下乡为解放军医治血吸虫病，我曾说过，如果是外科的工作，我是会参加的。这次我如果不亲自参加志愿医疗队，我将名誉扫地，被认为言行不一致。因此，为了树立我个人的威信，我决定参加。这些都说明了我自认为自我牺牲的行动，都是从个人的名誉出发，这并不是牺牲自己，而正是抬高自己。 因为一切为自己打算，我就很自然地表现着个人英雄主义。听见别人叫我专家，我觉得高兴。我自己也认为我是全国数一数二的专家，就产生了自满情绪。病人送礼，虽然拒绝了贿赂式的礼物，但病人出院后送礼，我认为是对我工作的评价，就感到满意。因为骄傲自满，于是对有关专门性的问题，我不愿与别人商量，认为别人都没有我懂得多，我就这样地脱离了群众。我时常觉得我的态度很和善，可是下级医生和学生都不亲近我，看见我很拘束，我时常觉得苦闷。也曾有人向我提意见，说我脱离群众，我觉得很不服气。我总认为我愿意接近群众，而群众不接近我。现在分析起来，我既然一切为自己打算，就不会从群众的利益出发；我又骄傲自满、自高自在，还不是远远地脱离群众吗？ 1921年9月，美国石油巨头约翰·D.洛克菲勒亲自来中国主持协和医学院开办仪式 在对人方面，我表现着一团和气，怕得罪人，不肯对人提出批评。我的上级主观性很强，很多人对他不满意。我和他比较接近，他也比较能接受我的意见。然而我因为怕他不高兴，就不给他提意见。这不但对他个人没有帮助，对于工作的推动，对于同仁的团结，都是有损害的。对待下级，我虽然有时候会提出批评，甚至发脾气。但大多数时候，对他们很客气，不批评，这样虽然和大家相处得来，但没有真诚的团结，这也是我脱离群众的一个原因。因为要保持一团和气，当然就缺乏斗争性了。我曾看见许多人闹宗派，我很不同意，总以为我是不闹宗派的。有一次一个很好的学生，是一个青年团员，当他由政府分配工作离开上海的时候，他向我说：“因为我很尊敬你，我临走的时候要向你提个意见。大家说你很公正，只是有些闹宗派，特别照顾‘协和’的人。”我当时觉得这个意见不正确。我不但不特别抬高“协和”的人，我还常常向“协和”的人说：“在这里最好不要常提‘协和’，免得‘上医’的人听了，以为我们在闹小圈子。”现在分析起来，我有这种思想，仍旧是闹小圈子，不过是缺乏“斗争性”的闹法罢了。不闹小圈子应该是一视同仁的，但我却并不是这样。 在工作方面，我的表现是不深入、不细致，做表面工作，有拖拉作风。因为我工作是为了个人的名誉，只要大家看起来好看就够了，不必追求实际，不必切实负责。我们教书从前是用英文的，解放后我第一个编写中文讲义，看起来对教书很负责，实际上我是为了自己的“名”，让学生说我好。第二年我还修改了一些教材，去年就因为忙不修改了。如果我是切实负责，难道一年中就没有新的东西去补充教材了吗？工会工作我本来不愿意做，认为会妨碍我的业务。后来虽然名义上担负起来，因为有别的同志积极工作，照顾我的业务，我就乐得不管。教务处来了通知，时常是看了一遍放在一边，不去研究它的内容。有许多要回的信，放在口袋里，过了些时候，翻出来一看太久了，不好意思回，就索性不回了。 在生活方面，虽然客观条件使我不能铺张浪费，虽然我的自私是图名而不图利，但在思想上是贪图享受的。有一个时期我曾有三个“五年计划”的幻想，第一个“五年”要把厨房电气化，第二个“五年”是买一辆汽车，第三个“五年”要盖一所小洋房。我自以为是“图名不图利”，检讨起来也不是绝对那样的。“上医”一向采用专任制度的。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零年间，因为我准备自费出洋，向朋友借了一笔款，买好美金做路费。为了要偿还这笔钱，我曾破坏专任制度，到外边医院去开刀。后来考取官费，把借来的钱还了，才没有再做。回国后，为了名，我没有再出去开刀，可是因为生活的困难，我又接受过出诊费，没有交公。这不是表示着：如果我有钱经手，而且有需要的时候，我不是就会贪污吗？ 在接受知识方面，我有着严重的崇美思想。我觉得一切都是美国的好，医学当然也是美国的好，外科更是美国的好，没有美国杂志，认为文章没有法子写，新的知识从此隔断。在抗美援朝运动的初期，我看不见广大劳动人民的力量，只看见美国的武器，我不相信美国是个纸老虎。我为什么要崇美、亲美、恐美呢？因为我长期地在国内美帝国主义办的学校读书，又是美国留学生，尊崇美国，不就是抬高自己吗？ 因为一切为自己打算，当然就不能确立全心全意为群众利益服务的观点。口口声声说为祖国服务，而从来没有摸清服务的对象。这样没有立场的人，正是反动统治阶级所欢迎的。我虽然愤恨反动统治，然而替他们粉饰太平，一直到解放。 1936年7月22日，协和医院部分医护人员合影 以上的各种表现，绝大部分是反映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自高自大的严重个人主义，还夹杂着贪图享受、用不合法的手段取得报酬等资产阶级思想，闹宗派的封建思想，和轻视本国、尊崇外国（特别是美国）的买办思想，而所缺乏的是无产阶级思想。这无疑是由于我出身地主家庭，生长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而又受着帝国主义的教育的缘故。我的一切表现都为个人的名誉所支配，虽然在某些行动上还有些进步的表现，但支持这种行动的思想的存在是不利于人民事业的。有了这种思想，凡是可以造成个人名誉的事，就会积极去干，否则就不起劲。这绝不是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这绝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个人的名誉服务。我今天必须用严肃的态度来批判这种不正确的思想。 我不能否认，解放后经过两年多的政治学习，在抗美援朝工作中体会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如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去年十月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时，认识了祖国在各方面的伟大成就，而且有机会看到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开始有了进步。我已开始认识到群众的力量，遇事愿意与群众商量；我已开始认识人民的利益应当摆在个人利益之上，能做到服从组织分配；我也初步地运用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已能虚心地接受意见和比较大胆地向人提意见。但是我心中还时时不忘个人的得失。虽然能初步地进行思想斗争，能使个人的利益服从整体的利益，但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是远得很。但是我有决心在这革命的时代洪炉里锻炼自己，使我批判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树立起无产阶级的思想。在我考虑任何问题、作出任何决定时，我要永远记住：“一切为了人民”。这确实是个艰巨的斗争，也必然是个痛苦的过程。可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空前伟大的朝代，有了毛主席和中国工产党的正确领导，只要我有决心，我相信可以成功。 1951年11月，黄家驷（中间）与毛泽东合影，左一为荣毅仁 黄家驷（1906—1984），中国胸心外科学奠基人之一、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奠基人之一。1949年历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兼中山医院、上海胸科医院院长。 我们要批判过去“协和”的一切 自从教师学习运动在北京、天津各大学展开以来，中国协和医学院的教师们也热烈地进行了学习。一般都认识到应该联系自己，结合实际，总能得到思想改造的效果。在协和，值得我们检讨的实际问题是很多的。协和的需要改革和协和教师们的需要改造，比之其他学校的教师们，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协和在过去无疑是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堡垒，而许多教师们又都曾经是这文化侵略的工具。自从全国大陆解放以来，尤以协和投归人民的怀抱以来，教师们一般地是有进步的。但是，我们进步得太慢了！太不够了！许多实际问题，我们似乎还不敢正视，更谈不到检讨。我认为这种局面必须突破，然后我们的学习总能前进一步。 自我批评，谈何容易！但这一武器我们必须学习掌握。我是协和的毕业生，又在本校工作多年，因为学习得不够，现在就要来批评协和的各方面，当然不可能很透彻的。但至少我愿意先提出一些问题来为我们的思想斗争作一个开端。 过去的协和是特殊的。它是美国大资本家拿他剥削所得的九牛一毛来设立的。若不是因为它的建筑是在我们的国土之上，它所收容的病人和大部分工作人员是我们的同胞，它尽可以说是一个纯粹的美国机构。它的建筑特殊，制度特殊，教育特殊，风气特殊……一切都是特殊。学生们在这样的环境中经过至少五年以上的熏陶之后，自以为特殊，也确实是特殊。当他们在各教会大学辛辛苦苦读完医学预科而考上了协和之时，私自庆幸与内心羡慕之余，往往就以为协和是“伟大”的，因而有不见祖国的伟大。这不过是第一课。此后五载暖窗（不是寒窗）换取一张美帝国主义商标的博士文凭，于是无往而不特殊：自命有特殊的学问，抱特殊的眼光，愿做特殊的事业而为特殊的人物。 被协和的人们认为可以骄傲的第一个特殊之点就是它的“标准”。因为骄傲，故死守而不肯改。这个特殊标准的内容是什么？首先谈一谈它的教育和行政制度。当初订定这些制度的人们是曾深思熟虑的。但可以肯定地说：他们所根据的不是中国的而是美国的需要，不是中国的而是美国的环境条件，更不是中国的政策法令。这制度有没有“优点”呢？有的。在美国人的立场，拿美国人的眼光来看，“优点”多得很！它代表着帝国主义政治经济的侵略以及奴化的殖民地政策，充满了毒素。这正是帝国主义者所要求的。在这种制度之下，种族的歧视，劳动的剥削，经济的压迫，以至于人与人间的明争暗斗、虚伪奸诈，是经常滋育着的。设立协和的人们想拿这样的标准制度来夸耀于中国人民之前，并进一步要在我们的国土上推广，这是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毒辣阴谋。 其次，看它的课程。协和是在美国纽约州大学院注册立案的，所以它的课程一定得合乎纽约的标准。任何更改必须得到批准，否则不仅博士文凭要成问题，毕业生不够“标准”将如何得了！因为合乎标准，所以毕业生能直入美国的医学研究院。凭这个“国际标准”，他们在国内可以“目无余子”而以特殊人物自居。他们有很多的机会在卫生行政或医学教育机关之中得到重要的位置。这些毕业生可以把美国的学问连同美国的思想与作风任情地在我们国土上传播。他们是亲美崇美思想和美国生活方式的义务推销员。他们在技术知识方面的贡献有多少？而这些文化毒害的罪恶又多少？协和的人们！我们不该在自己的脸上贴金了，现在该是大胆地承认罪过的时候了。 邓家栋（后）与叶剑英在一起 与课程标准同样被认为可以“骄傲”的是研究工作，协和的研究工作有“成绩”吗？有的。他们的研究报告大多数是在外国（特别是美国）发表的，一部分是在国内发表的（用英文的多）。这些研究报告竟能与外国的相抗衡，该是多么值得骄傲的事！但是，这些研究解决了多少我国人民健康卫生的问题呢？这问题曾否被考虑过呢？他们强调兴趣与自由。越是偏僻的牛角尖式的问题，越常被认为有研究的价值。这是完全合乎美国帝国主义者的口胃（味）的。这种研究工作的主要作用是使研究者的“身价”提高了。有几篇研究报告是确确实实帮助提高了我国医药科学的水平的？有几篇曾帮助增进了我国广大人民的幸福的？少得很！ 最后，谈一谈协和的学风。以往协和的学生是以用功读书紧张工作出名的。这是不是好的学风呢？表面看来是很好。但是，要追究一下我们的动机。我们这样做为的是什么？假如我说，大多数为的是自己可以往上爬，成专家，派出洋，将来可以居于特殊阶级的地位，不见得过于冤枉吧？是的，我们当中曾有些人自始立志献身于医学教育及医学研究。这些人是不是也在个人的事业上着想得多些，而在服务的对象上着想得少呢？在我们的个人事业发展过程中，我们所考虑的是不是仍然以个人的名与利为主要问题？同学们用了五年以上的时间从领导者方面耳濡目染到的是美国个人自由主义的生活方式。这些领导者经常鼓励学生们闭户用功，各奔前程。因而同学们就多成为典型的旧社会眼光中的好学生，超社会，超政治，甚至于超国家。我校三十年来培养了六十一个毕业生，其中有五十四人到现在仍眷恋着帝国主义的“文明”而逍遥在敌人的国土上；最近有一个毕业生借口出国深造，竟偕妻掣子投向帝国主义的怀抱里去。这是值得骄傲的吗？ 今天，协和的行政领导同志必须及早放下这个包袱，改革领导工作。但到今天为止，协和还存在着各自为政的现象，领导方面从来没有好好地作一个通盘的计划，更没有认真地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为广大人民的许多迫切的医药健康问题寻求解决的方法。组织疗法至今还没有引起教授们的重视，负责行政领导工作的同志竟不知道谁在负责做组织疗法的工作；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召开会议时随便派几个人去应差。 以上所提到的不过许多实际问题中的一小部分。在今天，我认为协和的教师们应当在学习中联系着这些和其他问题来检讨我们的思想。两年前在教授餐余会中我自己就曾强调维持协和的课程标准，保持协和的特殊教育制度。解放前我也曾自以为颇有医学“道德”而暗自骄傲。两年余后的今日，我不敢再陶醉于既往，我清楚地认识到我需要大大的改造。我要在这次学习运动中深刻地批判我自己的思想，更愿与协和所有的教师们进一步来批判过去协和的一切！ 邓家栋（1906—2004），内科学及血液学专家。1952年时任协和医学院内科副主任、教授。 彻底铲除崇拜美帝国主义的思想 在最近半年的工作和学习中，我开始认识到从个人利益出发的思想是我的一切错误思想的根源。这种思想的孕育和发展是与我的家庭出身，特别是自己多年来所受的美帝国主义的教育分不开的。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已使我这根深蒂固的崇拜美帝国主义的思想不再继续发展，但我还不敢说这已经完全消灭了。因此，我愿意将我的问题提出来，请大家批评和指教。 首先让我追述一段往事。一九四九年武汉解放后，我就决定离开武汉大学医学院，一心一意要到北京协和医学院来。这时中南卫生部正需要我担任医学教育工作。我当时不肯留在武汉，又不敢坦白地承认内心的自私打算，拖延了几个月，情绪非常不安，终于屈服于个人利益，拒绝了政府的聘约。当时我坚持个人意见，强调为学术而努力的空话；口头上说是到协和来也是为人民服务，大可不必留在武汉，实际上完全是为个人打算。 我为什么会产生个人主义的思想而还不觉得它是错误的呢？为什么当祖国需要我的时候我坚持要到当时美帝国主义办的协和来呢？ 在解放之初，我绝没有仇视美帝国主义的思想，否则我就不会回到协和来。我是旧协和医学院培养出来的一位“专家”，自以为还有一套科学的学术思想。在这一思想的后面（有）另一种思想——和崇拜美帝国主义的思想结合的个人自由主义思想——推动着我的工作。我认为：学了医可以不靠人吃饭，只有人求我而我不求人；有了技术就会成为有社会地位的特殊人物。协和在旧社会说来是中国“最好”的医学校。为了要进协和就必先念三年教会大学。为了更巩固自己在学术上的地位，还得往美国去一趟。我的前途似乎就是这样妥帖地安排了，我也就本此方向迈进。 在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协和确曾麻醉了不少青年知识分子。无论从个人生活或工作兴趣的“自由发展”来讲，协和是具有它的特殊诱惑力的。前年我要脱离武汉大学而回到协和来，岂不是崇拜美帝国主义的思想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具体表现吗？今天还有一些“协和人”仍然留在美国，并不打算回来为祖国服务。这是个别的表现呢，还是协和教育的结果呢？为什么就从来也没有一个“协和人”长期地留在老根据地为人民服务呢？这些事实是偶然的吗？ 我是旧协和培养出来的旧知识分子。旧协和的教育思想对我起了哪些影响呢？这些思想问题在今天的新协和是否还存在呢？ 为了培养为美国资产阶级文化服务的人物，使他们成为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协和在过去，鼓励一切从个人兴趣和个人利益出发的思想和作风。这种思想表现在强调个人兴趣、盲目研究、自由营业。医生是为有钱的人服务的；医院是培养医学生的场所；临床研究是以主治医师的个人兴趣为主体，治疗是附带的工作；医院变成了吸收“有兴趣的病人”的一种手段。研究不是为了要解决多数人关怀的普遍的问题；教书也就成为教授们发挥个人研究“心得”和引经据典的机会了。一门功课由几位“专家”分别讲授，各人一套，固然是十分精彩，可苦了学生们。 周金黄 关于“国际水平”的思想问题：从过去的传统“荣誉”上说，协和有维持“国际学术水平”的标准。所谓国际水平，虽不完全是美国标准，但一切教学、研究、医疗无不以资产阶级的水平为准绳。例如对研究的估价就以这篇研究论文是否“荣幸地”在国外杂志上发表过为依据。药物品质的标准不是按中国药典的标准，而是以英美商品为根据。记得在去年讨论编印新版协和医院处方书的时候，就有一位美籍教授认为应当将美国大药厂的专用药品名也放在我们的处方书里。虽然这本书没有印出新版来，但是旧版和它所代表的买办思想还是在我们中间流行着。对这样的思想是不能不予以清算的。 谈到科学研究与政治的关系，过去我们认为科学研究是不应当受到政治思想的影响的。那么，什么东西决定着我们对于一个研究题目的态度呢？为什么我们对于某一个题目有浓厚的兴趣，而对另一个题目又引不起很大的兴趣来？为什么对英美医学喧嚷一时的“副肾皮肾促激素”（为内分泌的一种）的治疗作用很容易接受，而对苏联的“生物原刺激素”的研究就不太有兴趣呢？前者是不容易提炼的组织成分，后者是很容易制备的组织成分。我们学校虽然曾经进行了一些组织疗法的研究，但是就动员的人员来说，我们远不及潘阳中国医科大学；就治疗的人数来说，我们又远不及平原省的一位乡村医生。为什么组织疗法在中国医科大学和平原省农村里会大量推行，而在协和就不被重视呢？我们担任研究工作的人，即使要从纯技术和个人兴趣出发的话，也不能不受到阶级思想的支配。崇拜美帝国主义的思想不清除，欧美反动资产阶级的思想就会使我们去选择我们过去所习惯的东西。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一点，我们的医药研究将会脱离群众，脱离实际。 关于民主作风和集中领导的思想问题：在旧协和是连旧民主都不容易找到的，所能见到的只是“寡头制度”。行政领导方面既不和群众商量，又不采纳群众的意见。“合则留，不合则去”的雇佣关系在协和是明显的。今天协和的情况是否已完全改变了呢？我说没有，民主作风在协和还没有建立起来。除了“原薪原职”，我们还保留了“原制度，原作风”。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协和又太“民主”了。我们至今还保留着一年一轮的教务长制度。这便是美国“民主”思想的表现。我们坦白地承认，在这种制度下的教务处是只能做一些事务性的工作，掌握不了教学原则和计划，更无从发挥思想领导的作用。各系各自为政，各科教员在教学内容上缺乏联系，而且不切合实际需要。一切教学计划推到各系去自由决定。因此学校行政领导者对于学生暑期下乡的工作就没有领导起来，以为暑期的实地教育和在广大农村中的学习与工作是和协和的教学计划无关的。这样不重视实际教育的政策就不能使我们的教育计划配合目前国家建设的需要。因此，要彻底改革协和的教育制度，就得加强各科之间的联系，建立教务处的集中领导制度，使业务在政治思想的领导下稳步前进。 总起来说，在协和的长期教育下，我在思想上受到了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毒害，这种思想毒害使我不能坚持人民的立场，不能热爱祖国和人民；缺乏斗争精神，不敢批评自己和揭发工作的缺点。今天我必须对过去协和的一切加以彻底地批判。旧思想是不能再用来领导今天的中国协和医学院的工作了。协和的同学们也热忱地期待着我们协和教师们的自我教育的成功，为我们学校的彻底改造创作条件。 周金黄（1909—？），药理学家，中西医结合研究中药药理学的开拓者。1952年时任协和医学院药理学科主任、教授。 加强政治学习努力改造思想 回忆去年今天，当医务界热烈展开抗美援朝运动的时候，市立总医院外科全体同仁，就以参加志愿医疗队的决心来表示我们对这一运动的支持和拥护。一年来爱国主义的教育，曾多次在我内心中引起过新旧思想的斗争，到现在，我感觉我有批判和检查我过去思想和行动的必要。 我虽然生长于乡村，但由于父母的努力，勉强地将我送上了学校，于是由圣约翰而燕京大学，而协和医学院，最后留美“深造”。长期的都市生活和十余年来的美帝国主义教育的熏陶，将我造成了一个典型的、具有小资产阶级意识的知识分子。 解放之后，还是自感“清高”。在抗美援朝运动开展的初期，我有很多的顾虑：考虑全国刚刚解放，元气尚未完全恢复，又得遣兵他国，以制“强敌”，若是不幸失败，岂不是“自讨苦吃”吗？全国解放了，正好进行建设，何必又去“惹祸”呢？美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所谓“经济封锁”，也曾一度引起我的焦急，以为在医疗工作上所必需的器械药材来源断绝，将来的工作进行，不是会受到严重的限制吗？美国的近代医学书籍和杂志，也来不了了，学术上与美国取不了联系，感觉我们的学术很快地就会“落后”、“跟不上人家”了，令人苦闷，无过于此！ 现在想来，这些顾虑和苦闷，都是庸人自扰！究其根源，纯系恐美、崇美的思想在作祟。当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后，予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以沉重的打击，使我在思想上起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我完全认识到祖国的伟大；而美国呢？确实是纸老虎。 1941年，虞颂庭和妻子俞蔼峰（妇产科专家）摄于北京协和医院 过去我以为医学上好些器械药品必须由外国供给，美国“封锁”一定会给我们工作许多的不便。今天我们国内医药卫生工业虽还不能满足全面的要求，但是，事实已经证明，“经济封锁”是影响不了我们的业务的。我们有了克服困难和发明创造的精神，举出下面一个例子来作说明： 膀胱镜是我一天也离不了的、构造极其精致的器械。有一天，它的最要紧的一部分——灯泡，忽然坏了，当时医院内既无存货，市面上又买不到。回忆在美国所见，该类灯泡也非得到某某垄断性的工厂才觅得着。如果向国外购买，必须费手续、费时间。为这事，我感到非常的懊丧，后经本科朱大夫与某工厂研究，几天之后就将过去以为办不到的灯泡制造好了，而且明亮合用。该厂还要求我们今后多采用这种研究的方法订购货物，藉以促进生产。 从这件事之后，我彻底批判了我过去非美货不能工作的错误思想。过去自己实在是太幼稚了，对祖国太不信任了，长期醉心于美帝国主义的物质文明，妨碍了我对祖国伟大力量的认识和信任。虽然我还没有患“纽约月亮比中国好”的丧心病狂症，但是过去我的确有过浓厚的崇美思想。 抗美援朝的时事教育，使我扔下了崇美、恐美、亲美的思想包袱，同时我开始感觉到医学技术超阶级、超政治的错误。我曾经是自命清高的人。在这一年中，曾三番五次地在这点上作过思想检讨：技术人员真的是超阶级的吗？在过去，我们服务的对象到底是谁呢？是官僚买办呢？还是劳动人民呢？是不是大多数的医师集中于城市呢？过去服务是不是视报酬的高低而转移呢？说医学技术人员是超政治，同样是谬论。如上所述，我们既然是非超阶级的，我们就不可能是超政治的，有阶级即有政治作用，除非我们是在神话里的世外桃源或孤岛生活。不然，我们决离不开政治影响的。众所周知，近一年来天津市公私医院业务在人民政府正确领导下都有很大发展。医院床位都有增加，还不敷应用，医务人员的数目与市民的要求相差悬殊。每一个医务人员，他的工作都加重了，他的业务范围扩大了，原因何在呢？物价稳定，生活提高，劳动人民有了就医的能力和要求。医务人员工作态度改善，医院制度不断改进，过去视医院为衙门、裹足不前的广大劳动人民，现在可以不必有这些顾虑，相反的他们还可以提意见。这些都是我们整天体会到的事实。这些成绩难道是超政治的、单纯技术观点的医务人员所能单独办到的吗？很显明的，政治是一切事业的基础，政治为技术指出方向，使技术能高度发挥其力量。技术须在政治的指导下为人民服务。这一年来，我明白了这个道理，超政治的谬论，是落后技术人员脱离现实的一个毫无根据的幻想。 经过这一年的政治教育，思想上是有了一番澄清，但是思想上的进步，必须表现于实际行动，才能发挥更大的力量，于是很自然地引起了一个重要的实际问题，就是我今后工作的奋斗目标是什么？在我的工作岗位上可以分三方面进行： 提高责任心，更进一步为劳动人民服务。劳动的工农群众是革命的基础，建设新中国的动力。我必须永远地扔掉过去封建社会里对于工农弟兄们鄙视的恶劣意识，我必须以愉快的心境、负责的精神，尽力解除他们的痛苦。尤其是对于他们的意见和批评，更需要虚心地接受。我们在临症病理检讨会里，常常引起热烈的讨论，希望经过讨论可以发现致病理，从而改进治疗，提高治疗率。我要以更热烈的、更严肃的态度来搞好死亡事故检讨会。希望通过这种检讨会，提高技术，改进业务和工作态度，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拥护人民政府普及医学教育的方针。在过去我是顽固地要求医学教育不在“量”而在“质”。天津解放后，蒙邀赴北京协和医学院，受聘主持该院的泌尿外科的医务和教学。当时我只感到能够在这个学府执教的光荣，但从来不曾在改革学制、改进医学教育上开动过脑筋。但是自从前后方医务工作者踊跃参加了志愿医疗工作后，我开始感觉到八年美式学制在迫切需要医务人员的中国是不切合实际的。这些体会恰巧与北京各医学院教授参加土地改革后所获得的教训，完全符合（很遗憾的，天津市市政府系统的医务工作者没有积极参加土地改革运动）。我现在觉得学制的长短与学术标准并不成正比例。在我科有一位大夫是由老解放区来的；刚来时，谁都（包括我在内）对他的技术基础抱有怀疑；但到了现在他在各方面的表现，并不逊于京、津、沪正规医学校毕业的医师。 第三，研究及著述工作力求普及。由于曾自命不凡，醉心于高超技术标准，于是在临床研究或著作上，就喜欢钻牛角，自诩深奥，偶有所得，辄希望在国外高深“标准”杂志上刊登。检查一下所布置的一九五一到一九五二年度的临床研究工作，百分之五十以上是钻牛角的，不切合国内实际需要的。再讲其科学价值吧，亦并非创造性，多半还是教条式的，抄袭帝国主义的产品而加以修饰而已。真正关于国内迫切需要解决的二项问题，却强调了将近半年未着手进行。现在体会到了：分布全国各地的医务工作者，尤其是在比较偏僻区域的医务工作者所要求的是希望有能协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参考图书，而并非“深奥”玄论。以后若有普及性的专门刊物征求文稿时，我必尽最大的力量完成任务，事实上已在开始这样做了。 在建设新祖国的大道上，我们技术人员、知识分子，是要起作用的。新的进步的作业制度和工作方法，需要我们来建立；陈旧的意识，落后的方法，不合理的制度，又需要我们来大胆抛弃。任务是艰巨的，唯有能掌握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始能不入歧途，完成任务。以上是自我改造过程中的开端的一点感想。由于初学，缺点尚多，错误不少，尚希诸先进多予批评和协助。 虞颂庭（1914—2010），中国泌尿外科奠基人之一。1952年时任天津中央医院外科主任，兼任协和医学院助理教授。 我要批判过去争取进步 解放后我是经常不断地在学习，但进步却一直是很慢很少。周总理的报告启发了我开始追求自己不能进步的原因，原因一定很多，我想由解放前后的生活与工作入手进行检查，或者会有收获。批判过去我的所谓“科学工作” 我从理学院算学系毕业后，很安稳的在几个“学术机关”里作过若干年事。在前南京中央研究院紫金山天文台时，我晴夜必定观测天体，观测着若干光年以外的巨大物象，内心的骄傲时时流露出自得的微笑。那时候东北早已沦陷，华北也正岌岌可危，我只在“科学工作”之暇讥笑式的伤叹一番，回头仍然注意到我的参考书和思索进行研究的办法上去。国家到了这步田地，所谓“科学者”似乎是没有责任的，自己满认为问心无愧。卢沟桥事变，跟着中国又丢失了广大的土地。那时候我还在北京，天文台迁入内地，自己留在台上的书籍与所用的仪器以及所集得的观测资料都是我所殷切惦念的。而国家到了这步田地，我自己拿着“问心无愧”的挡箭牌，以“科学者”自命推卸了一切责任。 抗日战争时期，我入了协和医学院自修统计学，想把统计学学好，将来用以解决天文学的问题，并不愿参与医学的事。日子久了，对统计方法在医学研究上的使用也发生了兴趣。我曾经整日地思索并且以统计方法解决当时该校的两位教授所研究的营养问题，就一直毫无倦容的搞了半年的时光。但是那时候是什么情况呢？我回忆了一下。我的实验室在该校娄公楼下，离大街很近，街上日寇野兽宪兵的铁蹄声与其狂犬声，历历在耳。院内的中国人用英语讨论所谓“科学”问题的外国话声，也有节有韵。而校门外近旁的米粮店有“店”无“粮”，街上的人民与全沦陷区的中国人民一样，奄奄待毙，骨瘦如柴，路上倒毙日有增加。在这块周围不到五十公尺坐落在沦陷区的中国土地上的外国学校，以“科学者”自命的我，当时则是怡然自得，习以为常无动于衷的。 国家危亡，人民在英勇的向国内外反动派进行艰苦斗争的时候，我洋洋自得认为是“高洁”地在为“科学”而努力。自居沦陷区，不知亡国恨，投入另一帝国主义为实施文化侵略所筑就的温室中，埋头于所谓“科学工作”，研究什么营养问题，其情其景，是可以想象到的。 近二十年来中国人民的被欺压，我一直是漠不关心；人民的力量，我一直不认识；人民的英勇斗争，我一直是置若罔闻；国家民族的前途，人民的事业，我从来不敢正视。我满脑袋的洋状元思想。我一直没有为人民服务过，反而作了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俘虏，被反动派整整的利用麻醉了二十年，这是“高洁”吗？我不敢抬起头来看看事物，我不敢面对真理，不敢面对真理的人能算科学工作者吗？我所求得的这一点微小可怜的知识，都是以若干劳动人民的劳动果实而换取的；但是我对劳动人民曾有过什么贡献？我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家庭的影响和自幼所受的教育，使我把“政治”看为是污浊的，不愿与之“同流合污”，“明哲保身”的思想坚不可破，自然成为我的改良主义思想。我不敢献身于坚决的革命斗争，换取革命胜利，而幻想毫无来由的某种恩赐的“天下升平”的偶然到临。不敢正视国家民族的前途和人民的事业，爱国运动，我也参加，但对谁是帝国主义，怎样打倒，不敢正面加以探究。 我的大学教育前半是在南开大学，后二年是在厦门大学。学校虽然南北异处，实质作风却完全一样。学校制度和课程一切因袭英美，原封搬来，相与传授，门门功课都是英文原本，死读强记，中国人说外国话，“英美是文化上邦，那（哪）有一不是处”，样样模仿，从不想到中国的一切。我俯首帖耳的为兴趣学“科学”，与同学争成绩之上下，以全力博取老师之垂青，希望老师绝无后悔的予我以提拔，以达到我“出人头地”的最终目的。 学校教育的安排，使我兢兢业业于一得一失之较量，着眼于几本洋书和几间设置洋式仪器的外国房子。脱离了中国人民，甚至在意识上早已有些不愿与中国人民为伍，而鄙视起中国人民来了。在学校中年级越高，“本事”越大，与中国人民的距离越远，越觉得美英的那套“科学”大有“意想不到”的妙处，佩服得五体投地。我悠然自得的以为“西学”知识逐渐丰多，而夜郎自大起来了。“科学救国”是我的挡箭牌。我心安理得地准备将来以“科学家”的姿态出现于我自己也不知道的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中。我以学得一点雕虫小技的科学知识自傲而欺人，从那时起，我已作了中国人民的逆子与叛徒，作了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俘虏，而我处之泰然，敌我不分。忘却了作人的道理，不敢大胆认识真理，更谈不到坚持真理与实现真理。 解放后的学习 解放后，人民智慧的无穷，人民力量的巨大，人民英勇斗争的历史与灿烂光辉的成绩，都摆在我的眼前。这使我由解放前的不敢正视真理，一变而为不敢不正视真理。对这些伟大的事情低头了，不敢再妄自尊大，而觉得自己太渺小了，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革命所以成功，必然有其道理存在。若不学习，将被人看作古董，落后于时代，于是开始学习起来了。 学习是好的，但根据今天检查的结果，由这样的思想出发而进行学习是不正确的，它夹杂着两个大渣子：（1）很大的成分是为了想知道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是什么，包括着“欣赏”的想法，是为要使自己的知识丰富多起来，不完全是为了实践，更不是全心全意的好好为人民服务。（2）很大的成分是为了在新社会中也能同从前在旧社会一样的可以存在，而这种存在，并不是一定在思想上行动上存在于劳动人民的队伍中间，或只是为了能配合一下劳动人民的口味。这两个大渣子显然是个人主义思想与买办文化思想侵染的遗毒在暗中作祟所致。 由于这些思想恶魔的潜伏与缠绕，使我在解放后的学习过程中，参加各种活动与工作进行中，包含着很多自己的善恶成分，忽略了人民的利益与需要，使人民事业蒙受损失。像我们学系有过一时期显得十分松懈紊乱，我便由厌恶的心理消极起来，这是当家做主人的态度吗？这种不热爱祖国和人民事业的“明哲保身”的个人主义思想，是最要不得的。假如这样学习下去，只学理论不联系自己，我将终久（究）逃不出“满口的马列主义，满肚子的个人主义”的圈子。这不是人民所需要的。 今后怎样努力 人民不但对我解放前的过错，未加责问与追究，而且给我人民教师的荣誉职位，更给我很多学习锻炼的机会。我应该努力补偿过去对人民事业的损害，更好的为人民服务。我不能再允许个人主义思想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所遗给我的毒害存留下去，我对他们提出控诉，要坚决的进行斗争。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彻底洗涤这些毒害的残余。我必须在工作中好好锻炼，向群众虚心学习，使理论切实的为实践服务，更由实践去体验进一步的理论的正确性与科学性，以谋求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如此的学习下去，我想我将能在思想上感情上逐步地走入劳动人民的队伍中间，与他们携手推动社会发展；我将坚决地站在人民的立场，经常使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强有力的武器争取进步。 李光荫，卫生统计学家，毕生致力于卫生统计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文章来源：《中国继续医学教育》 网址: http://www.zgjxyxjyzz.cn/qikandaodu/2020/1107/61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