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法医学人才培养发展战略研究

一、前言

法医学是研究并解决与法律有关的人身损害、死亡、身份鉴识等问题，为刑事侦查提供线索，为审判提供证据的医学学科。法医学的学科发展关乎国计民生、社会稳定和平安中国建设，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涉及刑事、民事、行政、自然灾害、暴恐事件、灾难事故等领域的69类事件的处置中，法医学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2013—2017年，全国法院系统审结的一审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中，有236.02万件涉及法医学鉴定。近年来，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的案件处置中，法医学提供了关键的技术支持。如“东方之星”沉船案、天津港爆炸事件中遇难者身份的认定、历时16年的“甘肃白银连环杀人案”的最终告破等，均基于法医DNA技术提供的支持；“北京雷洋死亡案”“复旦林森浩投毒案”“湖南邵阳李旺阳死亡案”的公正处理，也基于对死者死因、死亡机制、死亡方式、成伤机制的法医学鉴定。法医学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科学处置复杂事件、打击刑事犯罪、建设平安美丽中国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法医学的重要作用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和重视[1～3]。许多国家加大了对法医学研究与实践的支持力度[4,5]。法医学科建设已成为发达国家促进社会治理、法治建设、社会安全稳定的重要手段之一。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家有健全的法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建立了“专家型”培养模式。以法医病理专业为例，要成为法医病理鉴定人不仅需要受过大学、研究生阶段学历教育，还需要经历普通病理、法医病理多年的实践训练。法医学鉴定是鉴定人对诉讼涉及的法医学问题进行鉴别、判断并提供科学证据的活动，因此法医鉴定人必须掌握专业理论技术，具有鉴定实践经验，独立解决鉴定工作的实际问题[6]。

二、中国特色法医学人才培养体系的建立及其发展

（一）法医学人才培养的历史性变革

世界公认的第一部法医学巨著《洗冤集录》保持世界领先逾千年。而后经历了数百年的落后停滞阶段，直到20世纪30年代林几教授在北京大学医学院开设法医学课程，才迈出追赶世界先进法医学水平的第一步。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重视和关心法医学人才培养的发展，于1951年和1954年先后办过两期法医学高级师资培训班，为后续部分医学院校建立法医学教育和研究机构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基于1979年中国医科大学、中山医科大学、华西医科大学开始招收法医学专业本科生的实践探索，教育部、卫生部、公安部、司法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于1983年在山西太原晋祠召开了法医学专业教育座谈会（简称晋祠会议）。会议提出发展我国法医学专业教育的方针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努力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法制建设的需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医教育体系。晋祠会议是高等法医学教育的里程碑，首创了在高等医学院校开设法医学本科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7]。

（二）法医学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1. 法医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的现状

经过40年健康、快速、全面的发展，我国法医学人才培养已初具规模。目前有20多所高等学校开办法医学本科专业。这些学校分布在东北、华北、华中、华东、华南、西北、西南7个地区，显现了法医学教育资源的优化布局；各校办学遵循法医学本科教育质量国家标准，在通识化教育的基础上，法医学专业教育涵盖法医病理学、法医物证学、法医临床学、法医毒理学、法医毒物分析、法医精神病学等分支学科，培养的专业人才填补了我国法医学专业人才的缺口，保证了主要区域的法医学工作基本需求。

2. 多层次法医学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建立

在本科专业教育的基础上，研究生教育亦得到了发展。随着法医学博士和硕士学位授权点数量的增多，人才结构转型开始起步；同时，以培训和进修为主要形式的毕业后教育也有了一定的发展。法医学专业人才培养格局呈现如下特点：主体为本科教育、发展了研究生教育、兼顾了面向医学生的法医学教育和各类专业培训教育。

三、我国法医学人才培养面临的挑战

（一）法医学人才培养结构与新时代法治建设需求的矛盾亟待解决

我国首创了在高等医学院校开设法医学本科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整体解决了数量不足的难题，但尚未建立严格的专业人才资格认证制度和完善毕业后教育培训体系，尤其是尚未建立“专家型”人才培养模式。我国法律规定法医类鉴定包括法医病理、法医物证、法医临床、法医毒物分析、法医精神病鉴定五类，意味着新时代法治建设需要大量法医学分支学科专家型人才。

文章来源：《中国继续医学教育》 网址: http://www.zgjxyxjyzz.cn/qikandaodu/2021/0309/724.html